近日,网上流传的一个帖子说,一个人月收入1万元,但却要缴纳14%的个税、12%的公积金,以及8%的养老保险和4%的医疗失业险,合计3800元。最终,这1万块钱被搜刮之后仅仅剩下6200元。对此,国内某主流大报刊登文章辟谣说,“月入1万元的白领,税后只剩6200元”的说法并不准确。这是因为,包括公积金、养老和医疗保险等等都不是税,而是费,并且都是缴费人自己日后可以自由支配的费用。

中选网上作者孙骁骥的文章说,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其实并不算高,这恐怕就会让大家集体愤怒了。道理说起来也很简单,不管是所谓的三险一金、个人所得税,还是营业税和增值税等等,给老百姓带来的感觉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原本可支配收入就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必须被强制上交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给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管理者,这事换了谁,都会不高兴。我们的不高兴自然有其根据,下面就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比如,你在一条街道上开餐馆,本来每天起早贪黑地进货、做饭,再加上打扫和招呼客人就已经够操劳的了,才赚那么一点儿辛苦钱,却偏偏碰上这条街上的黑社会势力来收保护费,如果不交的话,这间歺馆就休想再办下去。虽然你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操着卖白粉的心,却只赚着卖白菜钱的你,不用多想也明白,肯定斗不过黑社会,只好一咬牙,把这笔钱交了。然而,这笔资金的唯一作用,仅仅是让你的饭馆不被砸掉而已。

第二个例子则是,你在这条街道上开歺馆,但你很快便发现在此开餐馆的还不止你一家,大家都纷纷把废水烂菜叶儿往街上倒,搞的这条街道臭气熏天的,客人都不愿意来吃饭了。于是,有一天,你便召集其他几家同一街道的歺馆老板开会,提出建议说,能否雇用一名为这条街道打扫卫生的工人,每天负责把街道清理干净,这样客人也会更乐意光顾,大家都受益。不过,雇用清洁工的费用究竟该由谁来出呢?几家一合计,干脆定下规矩,这笔钱大家一起出,但分摊的比例则应根据歺馆的规模而定。那些赚钱多、规模大的歺馆就多出点钱,毕竟你的规模比别人大,向街道上倾倒的剩菜剩饭也自然会比别人更多。

孙骁骥的文章又说,这两个故事分别就是保护费和现代税收的起源。前者,收钱人和交钱人的关系,是地方恶霸和良民的关系;而在第二个故事中,两者的关系则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换句话说,二者之间实行的是合同制。根据传统契约理论的精神,征税的政府和交税的老百姓,其关系也应该是这样一种雇主与佣人的合同关系,在大部分西方国家,这份合同就是老百姓手中的选票。换言之,老百姓是在雇佣政府,一人出一点钱,给政府公务员凑齐工资,剩下的钱,就作为政府的支配,用来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话说回来,在一条开满歺馆的街道上,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就是保持清洁的街道环境,从而让客人们愿意光顾。而在一个住房难、看病难,甚至什么都难的国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无疑就是能够有效解决以上这些难题的对策和措施。但可惜的是,我们的税收并没有让广大纳税人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任何可能性。不过,阅读历史你就会发现,税收的概念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少历史上的“保护费”都逐渐演变成了税收。

十二世纪,英国有个很不走运的国王叫作约翰,他很喜欢向老百姓征收保护费,用来支持他对法国的战争,要是打赢了也就罢了,可那个约翰偏偏是屡战屡败,输光了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地。对此,英国的领主和贵族们再也无法容忍下去,于是,他们就把两把刀架在约翰的脖子上,逼迫他作出保证说,以后再收保护费之前,必须事先经过人们的同意。不仅如此,大家还有权决定这笔保护费将被用在什么地方,就这样,历史上的保护费第一次变成了税收,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宪章》。

再回到现实,为什么现在中国人都觉得所有的费和税感觉都一样呢?这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是处于一种“交纳保护费”的心态之中,交完了事,就放任不管了,也无从知晓这些费用的流向。因此,说我们把纳税看成是一项光荣义务,都有自我抬举和拔高之嫌,说实在的,我们从内心里是把缴税看作为一项负担的。不客气地说,21世纪的中国,我们在这方面尚落后于12世纪的英国  那个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描写得既黑暗又愚昧的中世纪。这很穿越,也很悲哀。

孙骁骥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不过,事情也不能怨老百姓。中国当代的约翰王们才不怕什么两把刀架在脖子上呢,他们手上可是拥有全副武装的国家机器,面对的却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他这一双铁鞋若是踩踏在你那瘦弱的赤脚之上,那种鸡蛋碰石头的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的“保护费”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税收”这个问题,就像英国人在800年前已经做到的那样,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呢?于是,我们目前的现实就变成了:东也税西也税,税里有费,费里含税。但无论被这些套中带套的税和费折磨成什么鸟样,你我对此终究也是无可奈何,并无缘置喙。天朝子民,三呼万税之后,还是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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